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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非常明显，任何试图用从经典文本中学来的“永恒的问题”和“普遍真理”等名词来证明观念史研究的合理性必定就是以使观念史本身更愚笨和天真为代价来对合理性的追求。像我己经阐明的那样，任何思想家的陈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特定的意图，依赖特定的条件，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言。所以，就具有了特定性。在这种方式下，想超越这种特定性将仅仅是一种天真。

对这些观念的历史的把握能够使我们知道自己常常接受的那些“永恒”真理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随机性结果。从思想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不同社会相伴随的形形色色的概念。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

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对己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复原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思想家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

总之，剑桥学派认为，应把从思想家文本中来进行抽象化和逻辑化的研究，转换为研究思想家为何要写作这一文本，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关系，以及作者使用什么样的词汇和修辞手段来形成自己的文本。

这样，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从前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只是孤立地研究“伟大的观念” 和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只是把思想史视为与人类行动的历史相区别的一种历史类型，并且把“语言” 当作思想家们的思想或观念的一种表达。现在，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思想史研究对象发生了转换，重点研究思想家“言说”的方式，以及如何运用“言说”去思考。
因此和以往最大不同的是，这一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关注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找寻过去的“表达方式”，发现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即“修辞”。

问：您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以及2014年的《论辩中的莎士比亚》都很关注修辞问题。您能否谈谈您对修辞的关注，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修辞。您是否认为，修辞对于理解现代政治思想来说至关重要？

斯金纳：如果你研究文艺复兴，就必须将修辞学作为研究重心之一，因为古典修辞学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原因在于，大学要培养律师、议会政治家以及将来能够加入教会的人。要想在这些职业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善于公开演说，无论是在议会中演说，在教堂中演说，还是在法庭中进行辩护，而大学就需要培养你的这项技能。这是一项为他们步入社会做好准备的实践训练，这些社会精英将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你在中学就会学习修辞，而大学则会进一步加深。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别是在意大利，当然在法国、德意志、荷兰和大不列颠也一样，这些人脑中都牢记着古典修辞学的规则、方法和相关假定。我研究莎士比亚的那本书想说明，就他的许多戏剧而言——我称之为论辩戏，它们发生于类似法庭的空间中，当然有些就发生在法庭中——如果你想要理解这些剧，理解许多场戏的结构、情节设计、相关论证的方式、这些论证运用的词汇，你必须要认识到，莎士比亚醉心于古典修辞的相关技艺，并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剧本创作中。就政治理论而言，我们需要理解古典修辞学是因为修辞学的一个根本假定，即：在法律、道德和

政治论辩中，每个问题都有两面。这确立了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下述观念，即：研习（比如）道德哲学的正确途径是对话，因为对话这个方式考虑到了道德和政治问题必然存在论辩这个事实。为了结束论辩得出最终结论，仅仅诉诸推理并不够，因为双方都能讲出一些道理。因此，想要证明自己的论点，就不能仅仅给出推理，你还必须要能说服对方。说服对方并不是通过和对方讲道理，而是要发挥修辞的作用，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逻辑解释性说服法的基础上结合情感性说服法。为了赢得口舌笔墨之战，逻辑解释性说服法是不够的，你必须煽动听众和读者的情绪。道德和政治理论应当这样来操作。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道德和政治理论都基于修辞技艺和方法，那么你就无法理解它们。我们再来看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霍布斯对于政治科学这个想法颇有兴致，因而他想方设法解决下述问题，即：修辞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是否能够将修辞从政治论辩中完全剔除？起初，他与斯宾诺莎一样认为，我们可以将政治科学变成完全演绎性的。首先给出定义，然后得出这些定义所包含的实质蕴涵，根本不需要修辞。这是霍布斯早期作品的立场。其实，霍布斯后来渐渐认识到，自己抛弃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在他后期的作品中，通过修辞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变得较为重要。这个例子反映了文艺复兴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无论是好还是坏，人们当时醉心于古典修辞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