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涛、羊祜与晋武帝朝之政争

摘 要：有学者认为，晋武帝朝的政争是高门世族和非世族（即名士）、亲司马氏派与亲曹派的斗争，对抗司马氏派代表人物贾充的主角是有亲曹倾向的羊祜，同样有亲曹倾向的山涛是羊祜背后的领袖和首脑。这些观点都不妥当。事实上，羊祜是司马氏的心腹和篡魏建晋的佐命功臣，他受到后人的谴责就因为他对曹魏君主不忠。山涛也是司马氏的亲信，他基本上是中立于朝，随波逐流；虽然他间接得罪贾充两次，直接与贾充抗争一次，但他党附贾充的事例则有四个，因而他不是反抗贾充的领袖和首脑。晋武帝朝政争的分野是奸佞派与忠直派，奸佞派的首领是贾充，荀勖、冯紞、荀顗、何曾、杨珧为其党与；忠直派以任恺为首，裴楷、和峤、张华、庾纯和秦秀等为干将。

关键词：羊祜 山涛 正直 奸佞

山涛和羊祜作为魏晋的名士和名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多有研究，其中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是徐高阮的《山涛论》。该文大意是：晋武帝朝的政争是曹魏末年的高门世族和非世族（即名士）、亲司马氏派与亲曹派斗争的延续，反抗司马氏心腹贾充的主角是有亲曹倾向的羊祜，同样有亲曹倾向的山涛比羊祜更重要，他“是非世族份子的一个领袖”、“反当权份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周一良评价说：“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其结论。”曹文柱认为，晋武帝朝党争的一方“主要是助司马氏夺位的功臣集团”，“这是执掌西晋朝权的主流派”，另一方是非主流派、反主流派；并继承徐高阮的观点，认为羊祜是非主流派的“幕后领袖”。樊荣不同意徐高阮对山涛的评价，但继承了徐高阮和曹文柱的部分观点，将西晋党争划分为功臣派与名士派。笔者赞成周一良的观点，认为学者对山涛和羊祜政治立场与晋武帝朝政争的性质的论断都不妥当，故本文拟对此予以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羊祜的政治立场辨析

羊祜具有亲曹倾向、是与贾充抗争的主角等观点不仅难以成立，而且事实恰好相反，羊祜是司马氏的心腹和佐命功臣。下文就对此予以辨析和阐述。

羊祜为泰山郡南城县（治所在今山东平邑县南七十里南武城）人，九世二千石，一直以清德儒素著称于世，是典型的名门望族。所以太守夏侯威将其兄夏侯霸之女嫁给羊祜。郡守荐举他为上计吏，州刺史四次辟他为从事中郎、又荐举他为秀才，朝廷中的五个公府先后辟召他，他都没有接受。大将军曹爽同时辟除他和司空王昶从子王沈为掾，王沈也劝他接受这一官职，他仍然婉言谢绝。他的母亲和兄长接连过世，他在家守丧十几年。这些事例说明，羊祜的家世和门第备受世人重视，羊祜本人也自视甚高，并且很持重。在曹氏和司马氏的竞争结果没有明朗之前，他不轻易出仕。虽然曹操的父亲曹嵩本为夏侯氏，夏侯霸之父夏侯渊是曹操的族兄和曹魏功臣，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羊祜具有亲曹倾向，因为姻亲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决定官员的政治立场。尚魏明帝之女的任恺，“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晋武）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谘焉。”魏明帝的女婿、“性忠正”的任恺尚且投靠了司马氏，遑论与曹氏关系疏远的羊祜。褚秀之的妹妹是东晋恭帝的皇后，但褚秀之与其弟淡之“并尽忠事高祖（刘裕），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后非一。”褚渊之父褚湛之先后尚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和吴郡公主，褚渊尚宋文帝之女南郡公主，并且是宋明帝的顾命大臣，但褚渊却“归心”萧道成，成为萧齐的佐命功臣。此类前朝皇室的姻亲背叛旧君、改投新主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但姻亲，有时私人恩惠和皇帝的宠信也不能成为官员政治立场的决定性因素。王沈的事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接受曹爽的辟除而入仕，累迁至中书侍郎。曹爽被诛，他作为曹爽的故吏被免官。后来再次复出，步步高升至侍中。曹魏高贵乡公曹髦，经常宴请他和裴秀谈论学问、切磋文章，尊称他为“文籍”。高贵乡公进攻司马昭之前，与之商议的三个大臣就包括王沈。深受高贵乡公宠信的王沈，却跑去向司马昭告密。因而支配官员行为的因素，固然主要是儒家的忠义思想，但功名利禄的利害关系有时也会占据上风，姻亲关系和私人恩惠则是次要的。羊祜谢绝曹爽的任命，可能是因为有先见之明，预料到曹爽会失败。他一直不肯出仕是为了进一步抬高其身价（类似的事例很多），同时也说明他没有亲曹倾向，否则他应该积极入仕，为巩固曹魏政权出谋献策。司马氏平定王凌、夏侯玄、李丰、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的反抗，完全掌控政局后，即司马昭执政时，羊祜起家为中书侍郎，不久迁给事中、黄门侍郎。作为皇帝侍从的羊祜，却和高贵乡公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陈留王曹奂即位后，羊祜则因为皇帝年少不愿意作侍臣，主动请求调出皇宫，担任了秘书监。羊祜有意疏远曹魏君主，更说明他没有亲曹倾向。否则，他会尽心竭力辅佐曹魏幼主。

事实上，羊祜不但没有亲曹倾向，而且是司马氏的亲信和佐命功臣。他由秘书监升任相国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后，“与荀勖共掌机密。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户。固让封不受，乃进本爵为侯”。羊祜“与荀勖共掌机密”，足以说明他是司马昭的心腹。中领军统率禁卫军，护卫京城和宫城，正如晋武帝所说更是“腹心之任”。此处的“佐命之勋”指帮助司马炎夺取皇位、建立晋朝，因此羊祜被加官进爵。中军将军的执掌与领军将军相同。羊祜是晋武帝的心腹和佐命功臣还有六条有力佐证。其一，御史大夫、守尚书令“（王）沈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及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封博陵郡公，固让不受，乃进爵为县公，邑千八百户。”此处的“创业”指司马氏创建帝业，即篡魏建晋，包括羊祜在内的五位官员都参与其事，由于王沈的才望最高，所以成为他们的核心。王沈的加官进爵与羊祜相同，也是因为佐命之勋。其二，荀勖“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武帝受禅，改封济北郡公。勖以羊祜让，乃固辞为侯。”这里再次揭示羊祜作为司马氏的心腹与荀勖、裴秀共同掌管“机密”。荀勖、王沈和羊祜都是佐命功臣，所以司马炎登基后授予三人郡公的爵位。三人作为曹魏的旧臣，辅佐司马炎篡夺曹魏的皇权，可能内心有愧，或者为了避免世人的谴责，都没有接受这一封爵。其三，“（晋武）帝甚信重（贾）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及受禅，（贾）充以建明大命，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更封鲁郡公”。贾充去世后，晋武帝在为他立嗣的诏书中称赞他“勤劳佐命”；贾充妻郭槐也说他“为佐命之功”。此处更明确记载羊祜与贾充等五人都是晋武帝的心腹。其四，中领军“（羊）祜以大事既定，辞不复入”。此处的“大事”指司马炎禅魏建晋。晋朝已经建立，羊祜不再出入司马炎的住处。其言外之意是——此前羊祜经常出入相国府，为司马炎的禅位出谋划策。其五，陈骞，“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车骑将军，封高平郡公”；他“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此处仅提到贾充和裴秀，由这二人可以推知，“等”字包括上文所述的王沈、荀勖和羊祜，因为如上文所引史料，这五位官员通常是并举的，即羊祜也是晋武帝的心膂。其六，“（羊）祜历职二朝，任典枢要，政事损益，皆谘访焉”。羊祜去世，诏书褒奖他：“始在内职，值登大命，乃心笃诚，左右王事，入综机密，出统方岳”。“王事”与上文的“王功”含义相同。这更印证了羊祜是司马氏的心腹和佐命功臣。羊祜是司马氏的心腹，所以掌管机密，重要事务司马昭父子都与他商议。淮北监军王琛因为与镇抚淮北的大司马石苞有矛盾，诬陷石苞与孙吴勾结。晋武帝怀疑石苞，征求羊祜的看法。羊祜能得到司马昭父子如此高的信赖，非司马氏的心腹莫属。

西晋建立后，裴秀“封巨鹿郡公，邑三千户”。他去世时，诏书褒奖他“佐命翼世，勋业弘茂”。他在“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王公，配享庙庭”。羊祜与裴秀、贾充、荀勖、王沈等五人都是司马氏的心腹，也都是佐命功臣，因而受封异姓最高的爵位郡公。史书没有记载当时王沈、荀勖和贾充的食邑数量，由羊祜和裴秀的事例可以推知，他们的食邑应该都是三千户，只是羊祜、王沈和荀勖没有接受郡公和三千户食邑。此处“王公”的“公”字应为“功”，音同而误，其证据有以下四个。其一，贾充“与石苞等为王功配飨庙庭”。其二，“咸宁初，诏（石）苞等并为王功，列于铭飨。”这两条史料也都提到石苞，记载的都是“王功”，而不是“王公”。其三，《周礼•夏官司马•司勋》：“王功曰勋”。郑玄对“王功”的注释是：“辅成王业若周公”。裴秀与石苞等能配飨太庙，就因为他们辅佐司马炎篡魏建晋。其四，荀勖在“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佐命功臣，列于铭飨。”由此可知，“王功”与“佐命功臣”、“佐命之功”、“佐命之勋”含义相同，指辅佐司马氏篡魏建晋。在咸宁元年（275）八月，与安平王司马孚和齐王司马攸一起配食太庙有郑冲、荀顗、石苞、裴秀、王沈、何曾、贾充、陈骞、荀勖、羊祜十位大臣。这十位大臣能够享受配食太庙的殊荣，是由于佐命之勋。大老王祥位居《晋书•列传》的首位，但却没有配食太庙，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是司马氏的佐命功臣。

 羊祜固然是一代名士和灭吴的勋臣，然而他辅佐司马氏篡夺曹魏皇权，却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预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刘孝标注：魏武《遗令》曰：“以吾妾与妓皆著铜雀台上”。余嘉锡批评王献之说：“子敬吉人寡辞，亦复有此放诞之言，有愧其父多矣。”杨勇对此评论说：“子敬事道，羊祜事儒，道不同比伐异，汉代已甚，至晋中叶，益为剧烈。王之斯言，可见一斑矣。”这两个观点都有失偏颇。此处的“人事”指皇权。例如，“刘聪、王弥寇洛阳，历阳太守武瑕问（陈）训：‘国家人事如何？’训曰：‘胡贼三逼，国家当败，天子野死。今尚未也。’”“人事”与“天子”互文，指皇权。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认为皇位继承是皇帝的家事，大臣不便于参与。因而皇位被称为皇帝的“家事”，或“人家事”，简称“人事”。曹操曾对太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东晋“孝武帝为晋陵公主求婿，谓王珣曰：‘主婿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如王处仲（王敦）、桓元子（桓温）诚可，才小富贵，便预人家事。’”由此可知，王献之所说的羊祜“预人事”，指辅佐司马氏篡魏建晋。因为羊祜对曹魏君主不忠，所以王献之认为他不如曹操的妓妾忠于其主。卖主求荣的王沈，其境遇与羊祜相同。“（王）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如同王沈一样，贾充和裴秀也遭到舆论的谴责。“泰始中，人为（贾）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羊祜遭到王献之的批评，如同贾充、裴秀和王沈受到舆论的谴责一样，可谓事出有因、无可厚非。

泰始四年正月，贾充出任尚书令；二月，羊祜担任尚书仆射。泰始五年二月，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论者据此认为，这“是以祜和充为主角的一次最高的政治争衡”，是两个势力“对中央政治大权的竞夺”。这有失偏颇。“（羊）祜每被登进，常守冲退……势力之求，无所关与。”羊祜出镇荆州受到贾充的排挤，是很可能的。但羊祜谦退、无私的品性决定了他不会与贾充抗争。“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山）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钱大昕说：“此传所言，似秀之危出于祜意，且以权臣目祜……羊公盛德，何至有此？”钱大昕由于未能校勘史料，其诠释虽然有误，但其质疑却合乎实际。徐高阮说：这件事发生在“泰始四年二月之后不久”；“所谓‘时人’与‘权臣’自然是指贾充”；“所谓裴秀的受危并没有别的记载可考，秀的本传里也没有一点他受危的痕迹”；事情的主要背景“是贾充对羊祜而不是对裴秀的排挤”；从而论证羊祜是与贾充抗争的主角。这些论断都难以成立。事实上，裴秀受危一事在其本传有明确的记载：“司隶校尉李憙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资治通鉴》记载司隶校尉李憙弹劾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故尚书仆射武陔等占官稻田，在泰始三年正月之下，三月李憙迁太子太傅之前。李憙弹劾裴秀应在此期间。而羊祜由中军将军升任尚书左仆射在泰始四年二月。因此，“及羊祜执政”的记载有误，这事根本与羊祜无关。当时裴秀为尚书令，山涛救助裴秀是出于同病相怜，这阻挡了尚书仆射贾充升任尚书令的如意算盘。即贾充排挤的是尚书令裴秀，而不是中军将军羊祜。“时人”指李憙，“权臣”指贾充。一年之后，即泰始四年正月，裴秀迁司空，贾充“代裴秀为尚书令”。这进一步佐证，贾充排挤的是裴秀而不是羊祜，因此不能据此断定羊祜是与贾充抗争的主角。

羊祜与贾充抗争于史无征，但却有他救助贾充的史实。当任恺等排挤贾充出镇关中时，“羊祜密启留充”。论者认为，此举是羊祜“掩饰他本身地位的作法”。这颇为牵强。贾充排挤羊祜是完全可能的，但羊祜对抗贾充的事例则没有见到。“祜贞悫无私，疾恶邪佞，荀勖、冯紞之徒甚忌之”。他坐镇荆州，“名德远播，朝野具瞻，缙绅佥议，当居台辅。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东南之任，故寝之”。 “贞悫”的羊祜自然厌恶贾充等邪佞派，但他“无私”和“冲退”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与贾充抗争。羊祜遭到荀勖、冯紞的妒忌，也就是遭到贾充的妒忌。他们不仅将羊祜排挤出朝廷，而且阻止他回到朝廷担任台辅之职尚书令。晋武帝“仗祜以东南之任”，是贾充等排抑羊祜堂而皇之的借口。贾充“以逐步增强的地位掌握中枢大权超过十七年”，直到他去世；“尽管朝廷中似乎布满贾充的政治敌人”，大臣多次攻击他都没有动摇他的地位。这就足以说明，贾充是晋武帝最倚仗的重臣，也是晋武帝须臾不可离开的心腹宠臣。贾充坚决反对伐吴，却被任命为伐吴的统帅，其根源就在于此。何曾年长贾充18岁，在魏末已是司徒，晋初拜太尉，无论是年龄还是位望都高于贾充。但因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何曾清楚贾充对晋武帝的重要性，羊祜自然同样心知肚明。羊祜知道晋武帝离不开贾充，即使贾充出镇关中，晋武帝很快就会后悔而将他再召回京师。“羊祜密启留充”，既迎合晋武帝的心意，也送贾充一个顺水人情，从而来保全自己不受贾充等奸佞派的中伤。对羊祜进行诋毁的除邪佞派外，还有羊祜的仇人。羊祜谴责过王衍，又“以军法当斩王戎，故戎、衍并憾之，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密启留充”可谓煞费苦心，深富韬略。王鸣盛根据“羊祜密启留充”，评论说“祜一时名德，而党恶乃尔，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为方雅，岂真君子？”这是未达一间。王鸣盛没有深切体会羊祜的良苦用意，“祜贞悫无私，疾恶邪佞”的品性决定了他绝非贾充的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