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要依托于他利用甲骨文字对商代诸王世系的考订，但在方法论上这根本算不得“二重证据法”，因为他实际运用的乃是甲骨片上的文字记录。王国维明确解释说：所谓“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殷时物，自盘庚迁殷后迄帝乙时。（二）金文。殷周二代。”既是文字记载，就与古籍记载实际属于同一性质，不过更加可信而已。如果从图书馆、档案馆的角落发现可靠的文件，在史料性质上与地下出土的甲骨的文字记载一样，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考订清朝历史，若利用清内阁档案算不算“二重证据法”？如果再加以满文资料，算不算“三重证据法”？再加上蒙古文资料是“四重证据”吗？加上英文资料、日文资料、法文资料、德文资料呢？因此，可以赞誉王国维对殷商历史的考据成就，但标榜为“二重证据”，并且将这种标榜提升到普适性的方法论层次，多少有炒作、唬人之嫌。甲骨文、金文资料，具有明显的记事内容，用于考订上古历史是个很自然的学术趋势，必当会随着材料的大量发现、文字辨识的进展而广泛展开，无须打起“二重证据法”的旗号来鼓动。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样的史料才算是“二重”？“二重”的材料怎样结合成证据？这种结合有什么规范？如此等等，皆属朦胧状态，极易被人任意发挥，引入歧途，变为荒唐的穿凿附会。在一个强调经世致用的文化环境，名家提出适度模糊的命题、略具朦胧的理念，更有可能走红，因为留下了他人各以己意理解和发挥的空间。王国维之“二重证据”，如果参照他的史学实践予以准确地解读，应当是“纸上之文字材料”与“地下之新文字材料”，即都是文字史料。但后来对“二重证据法”的推崇和发挥，普遍地将之引入考古学领域，将器物、遗迹等与古籍文献的记载对接，从而导致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复杂而严重的混乱。……

当“二重证据法”大力推行于考古发掘与古籍记述的结合，其研究方法大部分立足于直接的比附和穿凿。通行的思路是：根据考古发现遗址的地区与所测定的年代，从各种古籍描述的上古“先王”和朝代中选一相似者予以指认，随之对出土之物与古籍的描述做最大限度的比附解说，将考古发现与某些古籍的叙述交叉编织，完成一个具有所谓“二重证据”的故事。编织的故事也会参照考古文物，对古籍的记述做出一些补订，但在历史的整体线索上则总不离上古史旧说的框架。……

单说“炎帝”一个传说人物，今人则有了许多新的考订，由官员和学者构成的“二重主体”队伍，运用“二重证据法”，产生了不同学说。依照古籍记述，炎帝故里本来早有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等多种说法，近年陕西宝鸡拿出了“二重证据”，即除古籍资料外，还有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农业生产、生活的痕迹，由于古籍有炎帝即神农氏或神农后代的说法，于是被热捧为炎帝故里，祭拜声势大振。而热闹尚未稍减，湖南会同县同样摆出“二重证据”，于是学术研讨会在该地召开，许多名流学者表态支持，据传当地曾准备斥巨资兴建纪念与祭拜工程。炎帝与神农氏是否为一人？炎帝与黄帝是什么关系？古籍记述本已纷乱，直接影响信古者对炎帝距今多少年的估算。传说中的“先王”、“先祖”只有炎帝或神农氏实行农业生产吗？也缺少论证。那么以考古遗址中的农业痕迹指认炎帝故里，并且发生不同地点的争论，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徒争论“一个针眼里究竟能住几个天使”有什么区别？……

用“二重证据法”令考古来印证古籍，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挑挑拣拣、各取所需，还常常会想不周到，顾此失彼。这样搞出的古史新证，鲜不成为秽史。

即使把考古发掘新发现的文字资料与已有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也不合乎考古规范。例如1972年发现银雀山兵法书简后，被认定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二书同时出土，声称解决了关于《孙子兵法》作者的一大疑案。何以会认定这是属于两种书？因为有“纸上之材料”记载过两种书名，按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新材料”的出现，正好用来“印证”古籍的记载。但是那批竹简上并未标明两种书名，竹简形制也无区别，按照规范，就应当谨慎地按原始状况归于一起，标以“银雀山出土兵法书简”之名，余下的问题听凭学术界研究讨论，各抒己见，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在这个兵法书简问题上，分为二书与归为一书，史学意义是正好相反的，尤应高度审慎地处理，保持原貌。这个实例，足以说明“二重证据法”即使在文字资料的范围内，也不完全符合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