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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在四十岁时才起家郡主簿，历任功曹、上计掾后，被河南尹李胜荐举为孝廉，被司隶校尉毕轨直接任命为部河南从事。李胜和毕轨都是大将军曹爽的党与，部河南从事是督察京师所在的河南郡行政的重要职务。这说明山涛当时受到了曹爽集团的重视。但山涛机警过人、富有远见。太傅司马懿与曹爽矛盾激化，司马懿称病在家。他预感到政局“山雨欲来风满楼”，毅然辞职回家。不到两年的时间，果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爽兄弟及其同党。如果山涛有亲曹魏的政治倾向，在曹氏和司马氏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应该凭借自己的才智鼎力协助曹爽集团。他的临难逃避、远离政局，说明他不属于亲曹派。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都督扬州的毋丘俭举兵讨伐司马师，兵败被杀。钟会建议司马昭杀害嵇康，诬告说：“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山涛劝阻嵇康援助毋丘俭，可能确有此事，因为《世语》也记载：“毋丘俭反，（嵇）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如果山涛亲曹魏，按照情理，他不应该劝阻嵇康，钟会肯定也不会说是山涛劝阻了嵇康。这两件事情进一步佐证，山涛没有亲曹氏的倾向。事实证明，他是司马氏的党徒和亲信。

山涛富有远见卓识，在司马懿与曹爽对峙、胜负难分时，他辞去官职、明哲保身。在政局明朗、司马氏胜券在握时，山涛投靠了司马氏。怀县人山涛与温县人司马氏都属于河内郡，司马懿的夫人张春花之母是山涛的从祖姑。凭借这种同乡与亲戚关系，山涛去拜见司马师。司马师对山涛说：“吕望欲仕邪？”让司隶校尉举山涛为秀才，然后任命他为郎中。因为此前山涛隐居不仕，参与竹林之游。司马师称他为“吕望”，不是称赞而是嘲讽。郎中是没有执掌的散官。这说明山涛当时并没有受到司马师的重视。山涛由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长时间后迁赵国相，再迁尚书吏部郎。司马师送给山涛二十万钱币和二百斛谷。司马昭将魏帝赏赐的春服送给山涛，因为山涛的母亲年老，还赠给他一支藜杖。这是司马氏对山涛的笼络。吏部郎是吏部尚书之下掌管铨选的重要职务，“魏、晋用人，妙于时选”。景元二年（261）山涛就任吏部郎，无疑是执掌朝政的司马氏的旨意，因而这标志着他开始受到司马氏的赏识和重用。

此后山涛开始与吏部尚书和逌交好，又亲近讨好司马氏的心腹司隶校尉钟会和尚书仆射裴秀。在这三位实权派人物的奖掖下，景元四年（262），山涛迁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开始跻身司马昭的幕府。钟会诬告邓艾在巴蜀叛乱，咸熙元年（264）正月司马昭西征。曹魏的宗室王公都住在邺城，司马昭对山涛说“后事深以委卿”，任命他以大将军从事中郎的身份摄行军司马，拨给他五百人亲兵镇守邺城，监视曹魏的王公。后转相国左长史，统领一支部队。因为山涛与司马昭是姻亲和同乡，又是当时的名士，司马昭将他介绍给长子司马炎。司马昭立晋国世子时，征求他和裴秀的意见。他和裴秀都赞成立长子司马炎。司马炎非常感激他，亲自前去拜谢。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司马炎登基，山涛代理大鸿胪职务，护送陈留王曹奂到邺城，受封新沓伯。论者认为，山涛在邺城监视曹魏宗室，“显示他与魏室的亲睦”；他护送让位的天子到邺，“表明涛被看作是前朝最后所亲赖的旧臣的代表，甚至于是那个旧朝的遗留势力的一个象征”。这些论断都难以成立。依据情理可以断言，司马昭绝不会派亲睦魏室的官员去监视曹魏宗室。司马昭的话更明确显示，山涛是司马氏信赖的心腹，所以对他委以重任。立世子这样重大的事情，司马昭征求意见的肯定都是他的心腹，裴秀如上文所述即是司马氏的心腹之一，山涛同样也是。护送退位君主的使命更非司马氏亲信的人莫属。因此，山涛担任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标志着他开始成为司马氏的心腹。山涛立世子的建议正中司马昭的下怀，从而稳固了他作为司马昭心腹的地位，进而成了司马炎信赖的嫡系。晋初，“王室亲属，佐命功臣，咸受爵土”。山涛受封新沓伯，佐证他也是司马氏的佐命功臣，只是他的位望还较低，功绩逊色于贾充、羊祜等人，所以仅为伯爵。

山涛由冀州刺史迁任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入为侍中，迁尚书，随后以母老辞职。“帝以涛清俭无以供养，特给日契，加赐床帐茵褥。礼秩崇重，时莫为比。”不久朝廷任命山涛为太常，他以有病为由推辞。恰好他的母亲去世，于是山涛回归故里守丧。在这期间，晋武帝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山涛又以居丧和有病为由推辞。泰始十年（274），武帝的杨皇后去世，山涛回到洛阳参加葬礼。晋武帝一再诏书敦促，山涛才就任吏部尚书。咸宁元年（275），他迁太子少傅，除尚书右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咸宁四年他迁左仆射，侍中、领吏部如故。太康三年（282）十二月，他进位司徒。他主管吏部九个年头。《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书，专选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乱制在一人之手，权重而人才难得。居此职、称此才者，未有一也。”吏部尚书这样关键的职务，一般由皇帝信赖的官员担任。山涛的平步青云和长期主管吏部，晋武帝对他赏赐的优厚和器重，都是山涛为晋武帝心膂和宠臣的明证。山涛的确与贾充产生矛盾，这就是前文所述的因为救助裴秀而被贾充排挤出朝廷，出任冀州刺史。论者认为，山涛在当时的行动是要维护政争的主角羊祜，山涛是贾充排挤羊祜“必须排除的障碍”，“是祜背后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长老”。这些论断都难以成立，因为如前文所述，山涛外调一事与羊祜没有关系，山涛当时也同样受到李憙的弹劾，他救助裴秀就是救助自己，并非是支持羊祜、对抗贾充，只是间接得罪贾充而已。山涛因此被贾充排挤出朝廷。此后他的一再退隐，可能是为了躲避贾充及其党与的陷害。晋武帝再三敦促他出仕和他的再三推辞，彰显了晋武帝对他的依赖和崇重，这就迫使贾充及其党与不得不对他有所顾忌。由于山涛先后辅佐司马昭和司马炎父子，司马炎立为世子又得到过他的支持，所以晋武帝非常信赖他，以致对他倍加尊宠、优渥有加。

山涛与贾充之间的冲突还有两个事例。吏部尚书任恺被贾充等诬陷而免官后。“山涛明恺为人通敏有智局，举为河南尹。”身为吏部尚书的山涛举荐任恺，是他份内的职责，虽然间接抵制了贾充，但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对抗贾充，因为推荐任恺是群臣共同的主张。“众论明恺为人，群共举恺为河南尹，甚得朝野称誉。”山涛举荐任恺是顺应群臣的意见而已。山涛直接对抗贾充只有如下一个事例。陆亮“性高朗而率至，为贾充所亲待，山涛为左仆射，领选，涛行业即与充异，自以为世祖所敬，选用之事，与充谘论，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说充‘宜授心腹人为吏部尚书，参同选举……’充以为然。乃启亮公忠无私。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累启亮可为左丞，初非选官才。世祖不许，涛乃辞疾还家。”此处的“吏部尚书”应为“吏部郎”，因为其一，山涛领吏部尚书，不应再选用他人；其二，山涛与贾充对抗举荐的是吏部郎人选阮咸。“山涛选举阮咸宣子为吏部郎，三上，帝弗能用。”山涛举荐阮咸的启事更明确说明：“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诏用陆亮。”论者认为，这次山涛与贾充的斗争，是“一场决斗式的冲突”。这言过其实。“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说明山涛反对陆亮，主要是陆亮与他的用人意见不同，其次是担心陆亮不能公正用人。山涛“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所奏”。晋武帝不但没有处分山涛，反而谴责白褒，三次发手诏安慰山涛，请他回去处理政务。山涛年近八十岁时，因为年老多病，苦苦恳求辞职，晋武帝没有批准。因为山涛很长时间不能治事，尚书令卫瓘建议免去他的官职，晋武帝不但不同意，反而责备卫瓘。山涛以罢工来要挟晋武帝答应自己的用人建议，晋武帝不但没有动怒，反而对他好言相劝、慰勉有加，这与后文所述晋武帝对任恺和张华的态度迥然不同。其主要缘由就是山涛是晋武帝亲信的宠臣，任恺和张华不能望其项背。嵇绍因为父亲嵇康早年被司马昭所杀，“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发诏，以为秘书丞”。山涛为嵇绍请求的官职是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在官阶制度中，秘书丞比秘书郎高八阶。选官不敢做的事，山涛敢做，不仅出于他和嵇康的友情，而且还依靠了他的智谋特别是他和晋武帝的亲密关系。晋武帝对嵇绍的超阶任用，主要为了笼络名士的人心，其次也因为山涛的情面，这个情面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山涛机警圆滑的处事艺术说明他不是与贾充对抗的首脑。“涛中立于朝，晚值后党专权，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帝虽悟而不能改。”“中立于朝”是对山涛从政哲学的真实写照，即在对立的双方之间，不偏袒和支持任何一方，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山涛的这一处世才能早年就有显著体现。在曹魏晚年，他“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这体现出山涛的精于权术、富有韬略，从而左右逢源、趋利避害。山涛凭借这种过人才智和晋武帝的宠信，在晋武帝朝尖锐复杂的政争中，地位稳固，官运亨通。后人对山涛的评价进一步佐证他的这一政治立场。东晋孙盛说：“涛雅量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与世俯仰”即随波逐流，与“中立于朝”含义相近。山涛清楚贾充是晋武帝的第一权臣和宠臣，其地位是难以撼动的，所以他采取了随波逐流的态度，这导致后人对他的谴责。东晋孙绰“尝鄙山涛，而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麟矣。’”大司马桓温收复河南后，打算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孙绰冒死上疏反对。东汉时的李膺字元礼，不畏权宦，严惩奸倖，党锢之祸时，主动投狱，被拷打致死，世人誉为“天下开模”。“中立于朝”、明哲保身的山涛，与刚正不阿的李膺相比，自然是大相径庭。他遭到不畏权势、勇于直谏的孙绰的批评，可谓在情理之中。孙绰的评论代表了正直士大夫的观点——山涛在晋武帝朝长期掌管用人大权却明哲保身，不能如同李膺那样与奸佞派进行斗争。孙绰谴责山涛是出于儒家思想。孔子批评“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对此解释说：“阉然媚于世者也。是乡原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山涛作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乡原”，自然会遭到正直者的责备，因而就人品而论他实在算不上名士的长老。

山涛基本上中立于朝，但有时也党附贾充。由于“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因而山涛“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是他党附贾充的表现之一。樊荣认为，“山涛并非如徐高阮先生所说那样与羊祜同属于‘名士阵线’，而是自泰始初年起即与羊祜观点不一，甚至在武帝筹备讨伐东吴时，企图釜底抽薪，企图把羊祜置于‘宗正’或‘尚书令’职位上去，阻止羊祜孜孜以求的伐吴工作，在客观上起到了与贾充、荀勖、冯紞遥相呼应的作用”；他是“与贾充、荀勖、冯紞遥相呼应的朋党之一”。这基本合乎事实，只是“尚书令”应为“太子少傅”。山涛在荐举羊祜为太子少傅时说：“东宫少事，养德而已”；“臣昨启少傅选事，羊祜秉德尚义，克己复礼，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山涛举荐羊祜为宗正卿时说：“羊祜忠笃宽厚，然不长理剧。”晋武帝任命羊祜为尚书左仆射时称赞他“经纬文武”；后来大臣都认为他“当居台辅”。而山涛说羊祜“不长理剧”，显然是诋毁和诬蔑。他要让年富力强的羊祜去长期担任属于闲职的宗正卿和太子少傅，纯属打击和压制羊祜。咸宁五年（279），晋武帝决定伐吴。“贾充、荀勖、冯紞固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仆射山涛退而告人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胡三省对此评论说：“山涛身为大臣，不昌言于朝而退以告人，盖求合于贾充者也。”羊祜最早提出伐吴建议时，就得到晋武帝的赞成，只是由于贾充等人的坚决反对，才没有付诸实施。经过三年的讨论和酝酿，伐吴基本成为大臣的共识；因而在杜预和王濬的请求以及张华的劝谏下，晋武帝作出伐吴的决断。山涛的反对伐吴，不是出于政见的不同，诚如胡三省所言“盖求合于贾充”，他荐举羊祜为宗正卿和太子少傅也是出于这一卑鄙目的。因此，山涛荐举羊祜为宗正卿和太子少傅以及反对伐吴，都是他党附贾充的有力证据。“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这固然是出于山涛的谨慎和高明，但也体现了他迎合皇帝意愿的用心，这种作法与贾充等的佞媚相接近。

综上所述，山涛并没有亲曹倾向，而是司马氏的心腹和宠臣。对此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尚书仆射领吏部山涛、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潘）岳内非之”。在晋武帝朝，他基本上是中立于朝，随波逐流。虽然他间接得罪贾充两次，直接与贾充抗争一次，但他党附贾充的事例则有四个，这足以证明他不是对抗贾充的领袖和首脑。

三、晋武帝朝政争的性质辨析

晋武帝朝的政争不是亲曹势力与亲司马氏势力的争衡，也不是世族与名士或功臣与名士的争夺，而是朝廷中奸佞派与正直派的斗争。奸佞派以贾充为首，荀勖、冯紞、荀顗、何曾、杨珧为其党与；正直派以任恺为首，裴楷、和峤、张华、庾纯和秦秀等人为干将，正直的官员基本都归属这一派系。下文就对此予以阐述。

“（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及氐羌反叛，时帝深以为虑，恺因进说，请充镇关中”。晋武帝乃下诏任命贾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朝之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这里明确揭示，“刚直守正”的任恺和庾纯等人仇视贾充，是因为他“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矛盾源于人品的差异，任恺等排挤贾充是因为他的“谄媚”。贾充外任的诏书下发后，朝廷贤良大臣的欢喜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反衬出贾充的谄媚对朝政的危害，体现了他们对贾充的怨恨，他们反对贾充的原因与任恺等人相同，也是因为贾充的谄媚。由此可知，晋武帝时大臣与贾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政治分野是正直与谄媚的对立。

公然反抗贾充的是侍中裴楷和河南尹庾纯。“（庾）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他与贾充在宴会上，互相冷嘲热讽，庾纯情急之下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这里明确揭示，庾纯反抗贾充是因为他的“奸佞”。裴楷对晋武帝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而“太保卫瓘、太宰（司马）亮称楷贞正不阿附”。裴楷“贞正不阿附”的人品，他要将贾充逐出朝廷，“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的主张，都足以说明——他排抑贾充的主要原因，也是厌恶贾充的“谄媚”和“奸佞”。裴楷和庾纯的言论都是对贾充的谴责，但并非是论者所认为的“对于司马氏谋篡的陈迹的公开追诉”，二人还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他们抨击贾充主要是因为他的奸佞，即二者之间的斗争是“贞正”与“奸佞”的不共戴天。在高贵乡公进攻司马昭的相国府时，贾充命令成济刺杀之，因而弑君之罪成为庾纯打击贾充的致命伤。萧齐时也有一个类似的事例。因为褚渊协助萧道成篡宋建齐，在太子萧赜举行的宴会上，太子右卫率沈文季与司徒褚渊发生争执，沈文季对萧赜说：“褚渊自谓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褚渊从弟褚炤“常非彦回身事二代”。褚渊字彦回。沈文季向太子谴责褚渊，是因为他不忠于刘宋，而不是追诉萧道成的谋篡，褚炤对褚渊的责备足资证明。

论者认为，“作为司马氏篡夺行动的代罪者而被仇疾的人”还有何曾，博士秦秀给他和贾充所拟的恶谥，就表达了人们“对禅代的不满与憾恨”。事实并非如此。博士秦秀“以忠直知名”，他建议给太宰何曾“谥缪丑公”，是因为何曾“资性骄奢，不循轨则”、“骄奢过度，名被九域”。“（秦）秀性疾谗佞，疾之如仇，素轻鄙贾充”。他建议给贾充“谥荒公”，是因为“充舍宗族弗授，而以异姓为后，悖礼溺情，以乱大伦”。刘毅等也多次劾奏何曾“侈忲无度”。“司空贾充权拟人主，（何）曾卑充而附之。及充与庾纯因酒相竞，曾议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忠直知名”的秦秀“性疾谗佞”，足以说明他仇视贾充和何曾主要是因为二人的谗佞；他建议给何曾和贾充恶谥是因为何曾“骄奢”和贾充“以异姓为后”，都与司马氏篡魏无关。何曾因为佞媚，不仅遭到秦秀的痛恨，还遭到正直者的责备。即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样是忠直和谗佞的势不两立。

贾充的三个死党荀勖、荀顗与冯紞遭到正直官员的厌恶也是因为奸佞。荀勖“性邪佞，与贾充、冯紞共相朋党，朝廷贤臣，心不能悦。”荀勖与冯紞认为，如果贾充出镇关右，他们就会失势。于是在二人的鼎力推荐下，晋武帝为太子纳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妃。因此，荀勖“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讥焉”。他“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这充分证明，荀勖遭到正直官员仇视是因为“邪佞”“佞媚”，与贾充完全相同。太尉荀顗“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正直的大臣厌恶荀顗的原因与荀勖、贾充类似，也是因为“邪佞”“佞媚”。“朝野许其能整风俗，理人伦”的中书令和峤，鄙视中书监荀勖的为人，导致监令由同车入朝的制度改为异车。此后他担任侍中，见太子不令，对武帝说：“恐不了陛下家事”。他“后与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奉诏而还，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帝不悦而起。峤退居，恒怀慨叹，知不见用，犹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在对待太子的态度上，和峤的正直和忠心耿耿，与荀顗、荀勖的佞媚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峤仇视荀勖可谓在情理之中。冯紞“得幸于武帝，稍迁左卫将军。承颜悦色，宠爱日隆，贾充、荀勖并与之亲善。”官至尚书左仆射的刘毅“忠蹇正直”，“疾冯紞奸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冯紞与贾充、荀勖是一丘之貉，所以三人亲善；“忠蹇正直”的刘毅痛恨冯紞是因为他“奸佞”。可见，任恺、和峤、庾纯和刘毅等人都属于“忠直”派、“正直”派，他们讨厌贾充、荀勖、荀顗、冯紞的原因完全相同，都是因为后者的“谄媚”“佞媚”“邪佞”“奸佞”，即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忠直与奸佞的势不两立。

与贾充抗争的主角不是羊祜，也不是山涛，而是人品与贾充迥异的任恺。侍中“（任）恺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帝器而昵之……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间言恺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划不行”。任恺向晋武帝推荐贾充都督关右，“中书令庾纯亦言之，于是诏充西镇长安。充用荀勖计得留。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顒、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王恂、华暠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充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恺各拜谢而罢”。为了让晋武帝疏远任恺，贾充又荐举他担任了吏部尚书。“恺既在尚书，选举公平，尽心所职，然侍觐转稀。充与荀勖、冯紞承间浸润”，结果任恺被诬陷用御食器而遭免官。“恺既免而毁谤益至，帝渐薄之”。后来他出任河南尹，“迁光禄勋。恺素有识鉴，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称誉。而贾充朋党又讽有司奏恺与立进令刘友交关。事下尚书，恺对不伏。尚书杜友、廷尉刘良并忠公士也，知恺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迟留而未断，以是恺及友、良并免官”。后来任恺历任太仆、太常。“时以恺有佐世器局，而……恺止守散卿，莫不为之愤叹也。恺不得志，竟以忧卒”。任恺的杰出才干和深受晋武帝的器重，招致贾充的妒忌。“性忠正”的任恺“恶贾充之为人”，明确揭示二人之间的争斗是忠正与奸佞的水火不容。任恺的父亲任昊官至曹魏的太常，任恺尚魏明帝女；晋国建立后，他任侍中，封昌国县侯。任恺的出身、位望和才干决定了他有资格与贾充相抗衡。他因为仇视贾充的奸佞而裁抑贾充，导致贾充的忧心忡忡，并再三陷害他。为了缓和朋党间的争斗，晋武帝宴请的双方代表人物是贾充和任恺，向晋武帝拜谢的也是这两人。这些事例都足以证明，任恺才是与贾充抗争的首脑和主角。

两个政治势力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体现在对伐吴的态度和齐王司马攸就国两件事上。论者认为，贾充及其党与反对伐吴，“是为了阻止羊祜得到成就了平吴大功而回到中枢的机会。正因为他们的反对平吴牵涉着这样重大的政治关键，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朝廷中便不能指出，在当时的史官也不能记录”。这些论断都难以成立。贾充等最初就反对伐吴及其原因有不少史料可考。羊祜建议伐吴而受到阻挠，感叹说：“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更事者”主要指“权拟人主”的贾充。羊祜所言隐含的意思是——贾充反对南伐，主要是因为没有最早提出这一建议。杜预指出，大臣反对伐吴，“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亦有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杜预所言与羊祜所说完全一致，他们不便指明的反对派是指以贾充为首的奸佞派。他们反对伐吴只是因为这一建议不是他们首先提出的，如果灭吴，他们没有功劳。他们起初就反对伐吴，企图凭借皇帝的宠信，继续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而完全不顾国家大计。“（贾）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本”字显示贾充最初没有南伐的意图。贾充作为晋武帝最宠信的大臣，自然最初就参与南伐的密谋，由于他没有首先提出这一建议，所以坚决反对。他之所以“固谏”是依仗晋武帝对他的宠信。晋武帝任命坚决反对南伐的贾充为伐吴的统帅，就是为了让他摘取灭吴的胜利果实。“初谋伐吴，（冯）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这里更明确揭示，在最初讨论伐吴时，即羊祜提出伐吴建议时，三人就坚决反对。贾充、荀勖和冯紞是一丘之貉，都属于奸佞派，他们反对伐吴，完全出于一己私利，他们和羊祜之间的斗争是由于奸邪与忠正的对立，并非是为了阻止羊祜“回到中枢”，有力佐证是羊祜去世后贾充等仍然坚决反对伐吴。

贾充等排抑张华也是奸邪和忠直的势不两立。晋武帝与羊祜商议伐吴，朝臣中只有张华赞成。王濬上疏建议伐吴，“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唯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分命诸方节度。”“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因而灭吴后，“华名重一时，众所推服……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张华出镇幽州后，“朝议欲征华入相，又欲进号仪同”。由于张华曾经说过冯紞之弟冯恢的坏话，冯紞借机诋毁张华。以致张华被征为太常后不久被借故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奸佞派痛恨和排抑张华，一是因为张华力主伐吴，促成伐吴大计付诸行动和彻底执行，得罪奸佞派。二是因为奸佞派妒忌他的才干和名望，是出于他们争权夺利的卑鄙目的，三是冯紞因为其弟冯恢与张华之间的私怨。张华支持伐吴是为了国家利益，贾充等反对伐吴和排抑张华则出于个人私利与私人恩怨，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斗争仍然属于忠直和奸邪的对峙。

两派政治势力的最后较量是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展开的。当年司马攸的才干和名望都超过其兄司马炎，其祖父司马懿就非常器重他，其父司马昭也很宠爱他。他贵为亲王却能降低自己的身份，待人接物很诚信，为官尽心竭力。晋武帝晚年，由于太子司马衷智力低下，忠直的朝臣都期望司马攸继承皇位或辅佐朝政。荀勖和冯紞则拥护太子继承皇位，反对司马攸。“帝疾病得愈，紞与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于己，乃使紞言于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帝纳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笃，既纳紞、勖邪说，遂为身后之虑，以固储位。”司马攸在冯紞和荀勖的排抑下忧愤而死，冯紞和荀勖排斥司马攸是出于私利。这时杨珧加入了荀勖和冯紞的奸佞派。“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构出齐王。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候成粲谋欲见珧而手刃之。”反对齐王攸之国的官员则属于忠直派。晋武帝立为太子，还得力于羊琇的“匡救”，因而他担任中护军十三年，“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及齐王攸出镇也，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太仆”。侍中王济“每侍见，未尝不谘论人物及万机得失……齐王攸当之藩，济既陈请，又累使（其妻常山）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顙泣请帝留攸……以忤旨，左迁国子祭酒，常侍如故。”当庾纯公开指责贾充而面临危险时，羊琇和王济曾出面救护庾纯使他幸免于难。王济和羊琇等反对齐王之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他们救护庾纯是出于正义，因而他们都属于正直派。“齐王攸当之国，下太常议崇赐文物。时博士秦秀等以为齐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庾纯看过表文后，没有反对；太常郑默和博士祭酒曹志也通过了该表。晋武帝看后大怒，认为博士们答非所问，要有关部门商议。尚书朱整和褚䂮等请求将八位博士交给廷尉治罪。庾纯到廷尉自首，诏书免除了他的罪责。郑默和曹志被免官。廷尉刘颂建议将八位博士处以弃市的刑罚，尚书省建议廷尉执行这一处罚。尚书夏侯骏独自起草上表反对，左仆射魏舒和右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也支持夏侯骏。晋武帝接到这个上表后，犹豫和掂量了七天，下诏将八位博士除名。博士秦秀“以忠直知名”，另一博士刘暾“正直有父风”。这些事例进一步佐证，大臣主张和反对齐王就国的分野仍然是奸佞与正直，二者泾渭分明。忠直派反对齐王之国是出于社稷前途的考虑，体现了他们忠贞为国的品德。荀勖、冯紞和杨珧排抑司马攸，不仅迎合晋武帝的心意，更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反对司马攸就国的官员，其思想超越了狭隘的皇统观念，也没有顾忌晋武帝的一己私利，而是着眼于国家的兴盛和存亡。围绕齐王就国一事，险些酿成一大惨案。晋武帝内心斗争了七天之久，而没有将八位博士处死，一是由于他们的意见出于对社稷的忠诚；二是反对齐王就国的官员大有人在，这体现了人心所向，因而晋武帝不能不有所顾忌。

综上所述，晋武帝朝党争的分野既不是亲曹派与亲司马氏派、世族与名士，也不是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功臣派与名士派，而是奸佞派与忠直派。就人数而言，贾充为代表的奸佞派人数少，任恺为代表的忠正派人数众多，即奸佞者是非主流，忠正者是主流。除伐吴的斗争正直派获胜外，双方屡次交锋的结果基本都是忠正派败北。其主要原因：一是奸佞派手段卑鄙，他们排挤任恺和张华就是突出的体现，这是任恺为代表的忠正派所难以企及的；二是奸佞派通过谄媚，得到晋武帝的宠信，获得皇权的支持，正直派难以望其项背。在奸佞派的推荐下贾南风被立为太子妃，在他们的排抑下齐王司马攸忧愤而死，在他们的救助下太子司马衷登上皇位。由于惠帝司马衷智力低下，残暴的贾南风废杀惠帝太子司马遹并专擅朝政，引发了八王之乱。宗王内讧严重削弱了国家实力，并给五胡的内犯造成可乘之机，从而导致西晋的败亡。因而党争中忠直派的失败就注定了西晋迅速灭亡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