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官班制来源于魏晋宋齐的官班
岳珂言：“班盖梁之所自立，谓一代之制不可以虚耳。意自齐而上班之未有……”这是岳珂的误解。《隋书•百官志上》：“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将军、大司马、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官。……徐勉为吏部尚书，定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诸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右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为十七班。”这明确显示萧梁之前的宋、齐就存在着官班，并且被萧梁所继承。根据后条史料及文末所述这些官职的朝堂班次可知，前条史料的大司马与大将军的位次应前后颠倒。事实证明，早在两汉时期萌芽的官职迁转成例，魏晋以来逐步发展为阶级繁多的班例，它们与梁官班制的性质、排列次序基本一致，从而成为梁官班制的直接来源。下文对此略作考述。
两汉时期：《通典》卷五三《吉礼一二》：“东晋元帝时……太常车胤上言：‘按二汉旧事，博士之职，唯举明经之士，迁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两汉时期，未必出现魏晋以来按照官职资望排列的、用于迁转的官班，但开始形成官员依据功劳迁转官职的个别“故事”。《汉书•朱博传》：“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故事，（刺史）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汉旧仪》卷上：“廷尉正、监、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补之。”《后汉书•郑弘传》：“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章帝建初（76-83）初年，在尚书令郑弘的建议下，改为“郎补千石令，令史为长”。这就形成了刺史——郡国守相——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丞相，御史——廷尉正、监、平，尚书郎——县长（千石令），令史——丞尉（县长）等官职迁转的成例。
曹魏时期：散骑侍郎杜恕“转补黄门侍郎”，“时李丰为常侍，黄门郎袁侃见转为吏部郎，荀俣出为东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据《通典》卷三六《职官一八•魏官品》，黄门侍郎与郡国太守第五品，散骑常侍第三品，尚书郎一律为第六品。袁侃的迁转从官品看是由高转低。杜恕、李丰与袁侃的官品不同，但他们“同班”。这用官品制无论如何难以解释。由于此处的“班”出现在官职迁转的语境中，应该指官职迁转的班次。据《隋书•百官志上》，在梁官班制中，散骑常侍为十二班，尚书吏部郎十一班，给事黄门侍郎十班；“以班多者为贵”。袁侃的迁转与此是吻合的；杜恕、李丰与袁侃的班次虽然还不完全一致，但与官品比较，显然更加接近。这是由于萧梁对曹魏以来的官班有继承又有调整的缘故。在曹魏时，太学博士庾峻，“迁秘书丞。长安有大狱，久不决，拜峻侍御史，往断之”。太学博士五品，侍御史六品，秘书丞可能与晋朝类似，也是六品。庾峻的迁转从官品看也是由高转低。刘寔，“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曹魏包括吏部郎在内的尚书郎一律在六品二位，廷尉正在六品十二位。在梁官班制中，尚书郎五班、廷尉正六班、尚书吏部郎十一班。刘寔的升迁次序按照官品制不容易诠释，但与梁官班制的班次吻合无间。
西晋时期：《太平御览》卷二四二《翊军校尉》引王隐《晋书》：“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濬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五官校尉”指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简称五校。据《通典》卷三七《职官一九•晋官品》，“五营校尉”在第四品。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而不是“班同五官校尉”，说明五校尉的官班并不一致，其中只有长水与步兵的官班相同，可能比其它三校尉要高。《唐六典》卷二六《太子左春坊》：“晋太子詹事有中庶子、庶子各四人，局拟散骑常侍，品第五。班同三令、四率，次中书侍郎下。”中庶子与庶子虽然官品相同，但二者的地位高低有别，“班同”指前者，“次”指后者。上述史料与梁官班制基本吻合，因为太子中庶子与太子左、右卫率同居十一班，太子家令、率更令与太子仆在十班，中书侍郎与太子庶子分别位居九班的三位与五位。下面来分析两个迁转官职的具体事例。晋武帝时，庾峻“迁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晋惠帝时，卞粹由尚书郎，“超拜右丞”。在晋官品制中，公府长史六品，秘书监三品，御史中丞四品；尚书左右丞与尚书郎位居六品的首位与次位。如此，庾峻由司空长史转秘书监超迁两品，由秘书监转御史中丞则降一品，卞粹的迁转在同一官品内前进一个位次称“超拜”，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梁官班制中，司空长史没有录入，其班次大约与十班的司徒右长史类似，秘书监与御史中丞分别位居十一班的三位与首位，尚书郎与尚书右丞分别位居五班与八班，“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庾峻和卞粹的迁转不仅与梁官班制没有扞格不通之感，而且完全契合。这显示西晋官职迁转班次与梁官班制具有一致性。宫崎市定先生提出，“东晋时代在晋升顺序上突然不按照官品进行，屡屡发生自上品向下品移动也算作升迁的情况。”此话不确。如上所述，早在曹魏与西晋时期就存在这种情况。这说明官职迁转的班次是在官品制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官职迁转并不依据官品的高低。
东晋时期：《唐六典》卷二六《太子詹事》：“《晋令》：‘詹事丞一人，品第七……’过江，多用员外郎及博士为之，迁为尚书郎。”晋朝的员外散骑侍郎、博士与尚书郎皆为六品。员外散骑侍郎与博士迁詹事丞，詹事丞迁尚书郎，用官品制就难以解释了。但上述记载与梁官班基本吻合，因为太学博士二班，员外散骑侍郎三班，詹事丞四班，尚书郎中五班。我们再举两个官职迁转的实例，略作分析。散骑侍郎郗恢，“累迁给事黄门侍郎”；司空司马江虨，“转黄门郎。车骑将军庾冰镇江州，请为长史。……除尚书吏部郎，仍迁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书。”按照晋官品制，散骑侍郎与黄门侍郎同居五品二位，车骑将军长史与尚书吏部郎分别为六品九位与二位，御史中丞四品，侍中与诸尚书分别为三品的首位与五位。如此看来，郗恢的“累迁”匪夷所思；江虨由黄门郎转车骑将军长史、由侍中转吏部尚书为降级，而由吏部郎迁御史中丞则超迁一个品级。依据官品制对此难以诠释。以上官职的梁官班分别为：散骑侍郎八、黄门郎十、尚书吏部郎十一班的次位、御史中丞十一班首位、侍中十二、吏部尚书十四。郗恢从散骑侍郎到黄门郎相隔一个班次，自然需要“累迁”。江虨的迁转丝毫没有降级的痕迹，由吏部郎到御史中丞不但不是超迁，而且仅在同班内前进一个位次，由侍中到吏部尚书不但没有降级，而且是超迁一个班次。二人的迁转次第与梁官班制可谓吻合无间。以上三个事例充分体现了，梁官班制与东晋官职迁转班次的一致性与前后继承性。
刘宋时期：宋世子中军行参军臧质，“永初元年，为员外散骑侍郎，从班例也。”“班例”的存在，显示晋宋之际存在作为惯例实施的、官职迁转的固定班次。《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宋太常用尚书，亦转为尚书，如迁选曹尚书、领、护等。齐因之。”第一个“尚书”是指吏部尚书之外的诸曹尚书，第二个“尚书”专指吏部尚书，“领、护”指领、护军将军。据《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官品》，以上官职皆为三品，但其位次从低到高为：领、护军——诸卿——尚书。上述迁转次序与官品绝难吻合，但与梁官班制吻合无间，因为列曹尚书为十三班二位，太常卿十四班末位，吏部尚书十四班次位，领、护军将军十五班末位。这是制度层面的剖析，不妨再看两个具体迁转事例。临川内史何尚之，“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迁侍中……为祠部尚书……迁吏部尚书……徙中书令，中护军。”在宋官品制中，黄门侍郎五品二位、尚书郎六品首位、左卫将军四品首位，侍中、尚书与中书令分别为三品首位、四位与五位，领、护军为三品倒二位，中护军的官品最高与此同。据此，江左名门何尚之四次降级，显然决不可能；由吏部郎转左卫将军则由六品超迁四品。以上官职的梁官班分别为黄门侍郎十、尚书吏部郎十一、左卫将军十二班三位、侍中十二班首位、祠部尚书十三、吏部尚书十四班次位、中书令十三班首位、中护军十四，即何尚之的官职迁转次序与梁官班制几乎完全一致，只有吏部尚书徙中书令不和，原因很可能是何尚之因故遭贬黜。太子中庶子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迁侍中，任以机密……（刘）劭既立，转为吏部尚书，委以事任”。太子中庶子五品、尚书吏部郎六品、侍中三品首位、吏部尚书三品四位。王僧绰是宋武帝的女婿、朝廷重臣，却两次降级，由吏部郎迁侍中连升三个品级，超迁也太离谱。但这四个官职的梁官班分别为十一班倒二位与正二位、十二班首位、十四班二位，王僧绰的迁转丝毫没有降级的迹象，由吏部郎转侍中仅迁一个班次，由侍中到吏部尚书不但不是降级，反而是超迁一阶，这与刘劭弑父皇文帝篡夺皇位后的笼络人心相契合。刘宋这么多官职的迁转次序与梁官班制的一致性，绝非巧合，而是充分反映了宋官班与梁官班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
萧齐时期：《南齐书》卷四二《王晏传附弟诩传》：“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禁锢。”南齐的少府作为九卿之一为三品，黄门侍郎为五品。《南齐书•百官志序》：“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据此可以推测，南齐射声校尉的官品大概与刘宋相同，为四品。这样少府与射声校尉的官品都在黄门侍郎之上，上引史料与官品相抵牾。在梁官班制中，少府卿居十一班倒四位，五校七班，黄门郎十班首位，射声校尉的官班明显低于黄门郎。《隋书•百官志上》：梁“少府卿，位视尚书左丞”。这是梁官班制出台前的制度规定。而尚书左丞在九班首位。由此可知，梁初少府卿也低于黄门郎，制定官班制时地位才被提高。上述史料用官班解释极其吻合。《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国子“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根据后文可知，这是选拔任用官员的规定。“准”就是比照、参照的意思。萧齐的国子助教与南台御史官品相同；国子祭酒与诸曹尚书皆为三品，中书侍郎为五品；但国子博士六品。后二者官品不同，证明它们的“准”不是指官品。在梁官班制中，列曹尚书与国子祭酒分别为十三班的二位与三位，中书侍郎与国子博士在九班的三位与四位，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国子助教与南台侍御史分别位居二班与一班，与上述记载略有差异，这是制度变革的缘故。“准”不仅指官班相同，而且指位次相近。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谢朓，迁尚书吏部郎，被称为“超阶”。仍据刘宋官品例萧齐，太守五品，尚书郎六品，谢朓的升迁属于超阶，说明尚书吏部郎的班次远高于太守，与官品高低相反。吏部尚书，“自魏至梁并第三品”；中书令晋至齐并第三品，梁“增至二品”。《通典》卷二一《中书省•中书令》在萧梁时期称：“（中书）令旧迁吏部尚书”。梁中书令与吏部尚书分别位居十三班与十四班。可见，二者官品相同时，中书令的班次在吏部尚书之下；萧梁中书令比吏部尚书高一品，但班次仍在后者之下。这不仅证实梁官班制与前代官班之间的继承关系，而且证实官班制是在官品制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项官阶制度，故二者“高下不伦”。官班与官品的关系，与唐代的散品、职事如出一辙，类似今天行政级别与职务级别之关系，可谓渊源有自。
以上考述不仅证明阎步克先生所言，江左五朝“使用着繁密的进阶制度”，而且证实魏晋以来官班的性质和排列次第，与梁官班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从而说明梁官班制是由魏晋以来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所以宫崎市定先生说：“梁武帝的十八班官制是以往南朝贵族官僚制的集大成”。
三 萧梁制定官班制的文献依据
萧梁官班制包括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及勋位，州职班，郡职十班，县职七班，一百二十五号将军十品二十四班，不登二品将军十四号八班，施于外国的一百九号将军十品二十四班。而且同班内的官职按照优劣排列。这一名目繁多、编排细密的制度能够顺利出台，不仅由于它有前代的迁转“班例”可以遵循，还因为它有历代的选簿文件、官阶著作可资参考。齐末的相国萧衍给齐和帝的上表中说：“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这说明为了选拔任用官员，此前就存在记载官职迁转次第的“选簿”文件，只是这些迁转仅是零散的“班例”，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而条理的制度。从历代官制文献的性质与内容考察，我们的确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南齐书•百官志》：“荀勖欲去事烦，唯论并省。定制成文，本之《晋令》，后代承业，案为前准。肇域官品，区别阶资，（范）蔚宗选簿梗概，（荀）钦明阶次详悉，虞通、刘寅因荀氏之作，矫旧增新，今古相校。”荀勖撰的官制著作所依据的《晋令》，大概是吏部尚书李胤修定的《晋选吏令》。《艺文类聚》卷四八《吏部尚书》引《晋诸公赞》曰：“李胤为吏部尚书，正身率职不桡，故能行其所见，遂刊定选例，而著于令。”张鹏一先生认为，这是李胤对晋初制定的《选吏令》的修订，其内容是“内外官职选任”；它与《梁选簿》同属一类。其见解是正确的。张先生在《晋令辑存》的《官品令》收录《北堂书钞》的《晋令》：“晋承汉；置五校尉，为宿卫军，各领千军。晋初诸王起家多为之。”在《门下散骑中书令》收录《太平御览》的“中书通事令史，限满，得补殿中侍御史。”这似乎不妥。按照其内容，似乎都应该归入《选吏令》，特别是后者。晋朝不仅存在官职迁转的“选例”，而且出台了“选例九等”制度。淮南相刘颂上疏说：“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后来他执掌人事大权时，将此建议付诸实际行动，“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始平王文学李重上疏推崇该制度说：“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后来由于“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吏部郎李）重议之。”他说：“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崇，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如阎步克先生所言：“‘九班’的不成功努力就反证了当时的‘阶级繁多’”；“西晋的‘阶级繁多’，大概包含着错综交织的等级结构和迁升路线”。西晋流产的“九班之制”，石赵政权凭借强大的皇权付诸实践。《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皇帝石季龙下书：“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上述的“班级”、“阶级”、“等级”，显然都是指官职迁转的阶次。由制定者为吏部尚书可知，“选例九等”、“九班选制”顾名思义是一项官员人事管理制度，具体内容为官职迁转的“班例”。它由众多具体成例组成，所以称“选例”。西晋官员的“迁补转徙如流”并且多在同班内迁转，与官班制下官员“多更互迁官，未必即进班秩”，也如出一辙。这证明再次梁官班制与西晋官班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宫崎市定先生认为，梁十八班制“无疑是在刘颂九班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十八班制是沿袭西晋以来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众多班次而来，而不是来源于理想化而不切实际的“九班之制”。“九班之制”的流产与贾后专权关系不大，因为当时中书监张华与专掌门下事的尚书左仆射裴頠辅政，政治还是清明的。九班之制与李重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主要是它旨在“令百官居职希迁”、“久其事”的精神，与“仕者欲速”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沈约批评刘宋时期的官制说：“莅民之官，迁变岁属，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齐武帝萧赜谴责刘宋官员，“迁谢遄速”。宫崎市定先生进一步指出：“一岁数迁是名流贵族所夸耀的，……担任的官职越多就越是名门”。因此，适应士族官僚的需求，在九品官制之外，逐渐形成了官职迁转的众多阶次。李胤修订的《晋选吏令》依然由众多的“选例”组成，因此荀勖对它进行了一番删繁就简的工作，主要内容仍是“区别阶资”的官阶。萧子显认为它“肇域官品”即由官品划分而成，显然是错误的，充其量它参考过官品而已。《隋书•经籍志二》记载有“《百官阶次》一卷”与“《百官阶次》三卷”，但未注明撰者。《旧唐书•经籍志上》载：“《百官阶次》一卷，范晔撰。《宋百官阶次》三卷，荀钦明撰。”两书的内容、卷帙与上引《南齐书•百官志》“（范）蔚宗选簿梗概，（荀）钦明阶次详悉”的记载是一致的。刘宋时代不仅存在官职迁转的“班例”，而且在政治实践中的确存在官职迁转的选簿。《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宋末萧道成迁领军将军、领南兖州刺史、镇军将军，故作谦让，褚渊与袁粲却劝慰他说：“今以近仕禁旅，进升中侯，乘平随牒，取此非叨。济、河昔所履牧，镇军秩不逾本，详校阶序，愧在未优……”阎步克先生正确指出：“‘乘平随牒’之‘牒’，就是记载‘阶序’之‘牒’”，“是指记载阶级的官簿”。《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郎中》：“《宋百官阶次》有员外郎，美迁为尚书郎。”这都足以证明，《百官阶次》和《宋百官阶次》的性质、内容皆与《梁选簿》相一致。
《南齐书》卷五二《王逡之传附从弟珪之传》，中军参军王颢讲述其父长水校尉王珪之所撰《齐职仪》的内容：“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齐职仪》“黜陟迁补”的内容，与梁官班制“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完全吻合。此外，它也有士人起家的内容。例如，“《齐职仪》：‘太祝令，品第七，四百石，……用三品勋位。’……《齐职仪》：‘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旧用三品勋位，孝建三年改为二品。’”《齐职仪》士人起家与“黜陟迁补”的内容，与梁官班制士人起家与官职迁转的性质是一致的。
李胤修订的《晋选吏令》、荀勖“区别阶资”的著作、范晔的《百官阶次》、荀钦明的《宋百官阶次》、王珪之的《齐职仪》等历代“选簿”文献或官制著作，在性质、内容上与《梁选簿》的一致性，证明它们是萧梁制定官班制的主要依据与直接材料来源。《隋书•经籍志二》记载的“《陈百官簿状》二卷”，无疑是由《梁选簿》继承发展而来。
最后，有必要揭示官班与朝班之间的关系。宫崎市定先生说：“‘班’原来是指朝廷中的座次，宫中的座次表示地位的上下，同时也表示晋升的顺序。”阎步克先生指出：“朝位的基本运用原则就是以‘居前’和‘居后’定尊卑”。而梁官班制“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班即阶也。同班以优劣为前后。”朝班与官班可谓若合符节。据此不难断定，官班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在介绍完该官自两汉至隋朝的演变后指出：“此官历代班序常尊，不与诸曹同也。……自魏至梁并第三品。梁秩加至中二千石；后定十八班，班多为贵，吏部尚书班十四，诸曹尚书班十三。”这说明历代的吏部尚书由于权势显要，在朝堂的座次比其它诸曹尚书尊崇，这与梁官班制下吏部尚书高诸曹尚书一个班次相一致。但自曹魏至陈朝，包括吏部在内的各部尚书皆为第三品。《隋书•百官志中》：“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拟古上公，非勋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马、大将军，是为二大，并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太师即南朝的太宰。这八个官职的朝堂班次与前述它们在梁十八班中的前后位次完全吻合。北朝这些官职的朝堂班次与南朝如出一辙，都是两汉魏晋以来逐步形成的。《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太尉“位在司徒上”；太傅“位在三公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阎步克先生正确指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它们在禄秩方面也许彼此无别，但朝班方面却存在着太尉居首、次为司徒、次为司空的位次，从而形成了司空升司徒、司徒升太尉的迁转之序。”《西汉会要•班序》：“元寿二年，赐大司马位在司徒上。”《宋书•百官志上》：“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书•职官志》：“晋初……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秩增三司，与太傅、太保皆为上公，……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禅，因其制……”以上官职的朝班与梁官班的一致性，足以说明梁官班制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历朝的官阶往往被称为官班，晋“九班之制”与梁官班制也以班为名，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梁官班制是在九品官制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项官阶制度。两汉形成的官职迁转“故事”，魏晋以来适应门阀士族的需求迅速发展为数量繁多的阶次。萧梁将前代官职迁转的“选例”、“班例”加以归纳提炼，简明而整齐排列，使其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从而形成官班制。而官班又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因为梁官班制由魏晋宋齐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从而成为认识魏晋南朝政治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