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下 “ 古 史 辨 派 ” 与 “ 二 重 证 据派 ” 的 论 争
顾颉刚(1893一1980)，江苏苏州人，他是中国近代“古史辨”派的领袖，是历史地理学、边疆史地学、民俗学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使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动荡。
顾颉刚先生一生之中，培养出了众多的“名徒”，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刘起釪、何定生，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都得到过顾颉刚先生的教诲与提携。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 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
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校中设立研究所国学门，（研究所）四壁排满了书架……在这翻弄之中，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见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简，新疆木简的图象，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更明白自己知识的浅陋。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
——《胡适日记·1922年8月26日》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孟子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曰:“于传有之”;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而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 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己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
此说诞生的背景是1925年王国维任教于在“整理国故”思潮下建立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对于彼时“疑古”思潮的大行其道，王国维虽然未直接参与其中，但明显反对“古史辨派”将神话与信史截然分开的作法。
王国维《古史新证》是要研究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人物，而能和这些传说与史实相关的材料，在当时只有年代较早的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些内容。也只有甲骨、金文中的这些内容，才足以证明传世文献中的相应内容不能怀疑，“东周以上无史论”等说法便不攻自破。
出于这种考虑，王国维正是要从“二重证据法”的微观考证中衍生出宏观论题，那就是传说与史实相混的上古史，是可证而可信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竹简、帛书、金文、甲骨文等历史文献出土。不少历来被怀疑甚至被断言是伪作的典籍文献如《文子》《尉缭子》《列子》《邓析子》《鹊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都因为这些考古新发现而得以“恢复名誉”。
由此，有的学者提出，20世纪掀起的疑古思潮确有怀疑过头和扩大化的倾向，甚至喊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这些学者大都是“二重证据法”的践行者。
一部书……如果说一部分，比如有十篇，里而有一篇证明是真的，其余九篇不知道真不真，那至少证明一篇是真的，就使其它几篇是真的的可能性提高；相反也是如此，如果证明十篇里而有一篇是假的，那么其它各篇是假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
两种不同的声音：
1.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4期。
2.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历史研究》， 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