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坼的大动荡时代，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都处于新旧更替的过程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一方面，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新兴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封建统治危机加深，封建制度的各种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社会矛盾日益剧烈。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西学东渐，形成中国历史上继晋唐佛教之后第二个中西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新高潮。与此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发起了对僵死繁琐的程朱理学和蹈虚凌空的陆王心学的大批判、大清算，出现了启蒙意识的萌芽。明清之际社会形态的新变化，为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明清之际社会形态的新变化

（一）经济发展的新因素和社会阶层的新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已是败象环生，满目疮痍，其颓势无可挽救。无独有偶，继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母胎内也开始萌动着异于传统的新因素。

侯外庐先生认为，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时人的著述中已敏锐地洞察到了明末社会形态的新变化。他引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歙县风土论》，把明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自明初到正德前，传统的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宏治，盖綦隆矣。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有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藏获服劳，比邻敦睦。”人们尽情享受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式的安居乐业生活。然而，到了正德末嘉靖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诈伪萌矣，讦诤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这表明，商业的发展、竞争的激烈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到了嘉靖末、隆庆间，更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独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覆。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严重冲击，道德伦常也难以维持。到了万历三十年左右，甚至出现了“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妄极，骨肉相残。”的局面。商品货币关系取代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贫富分化悬殊，礼制混乱，一切正处于“天崩地解”之中。

明中叶以来，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商品经济的繁荣，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部门中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私营手工业能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丝织业为例，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家庭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业经营的机户，机户中也产生了大户和小户的分化。有的机户拥有织机三四十张，雇佣工人数十人或数百人。在江南地区的其它部门，如浆染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铸铁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窑场、染坊、油坊和槽坊已经雇佣了较多的日工。这些日工和作坊主的关系也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资本主义萌芽就很难发生。农业雇佣关系性质的变化，自由劳动的出现，则是鉴别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根本标志。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到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有了大幅提高。在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商品经营性的农业及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在发展中。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变，经济作物的种植日益广泛。这种经营性农业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其本身也加入到商品流通中来。很显然，这已不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小农生产，而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性生产。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经营出现了新的方式：一部分地主和富裕农民使用雇佣劳动进行生产，走上了经营地主的道路。可见，在江南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已初露端倪。但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发展，仅仅表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解体，有了一些向资本主义转化的端倪，资本主义远远未能在农业中确立，小农经济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形态。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形态变迁的另一新特点。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异常活跃。首先是商业中心的兴起和商业网络的形成。经济发达的手工业城镇往往发展为商业活动的中心。商业中心的兴起和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城市经济的繁荣吸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又促进了城市及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资本的活跃，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拥有巨资的商人和商人集团。富商大贾往往以一种商品为主，同时兼营多种商业。如徽商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盐、粮食、木材、纺织品、茶叶、陶器、书籍和文房四宝等都是他们贩卖的商品，尤以盐为主。“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普遍做法，经商赚来的钱往往用于买田置地。值得注意的是，到明代中后期，这种状况发生变化，许多商人除买田置地外，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手工业生产领域。这就意味着，商业资本的职能发生变化，开始带上了产业资本的性质。如在纺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商人还控制了加工丝棉纺织品的染坊和踹坊，有的商人还自己开设染织作坊。汪道昆《太函集》记载徽商阮弼，投重资于芜湖浆染业，“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芜湖成为全国浆染业中心。商人投入到手工业生产的货币已不是仅仅用来充当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商人可以用它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经营规模，赚取剩余价值，已带上了产业资本的色彩。货币资本的产业化，在手工业生产中更是比比皆是。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走向解体，与此相应，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阶层出现了分化和重组。首先是农民的分化而导致的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明代中后期，江南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达到全国最高水平，商品经济也异常繁荣，因而江南地区也就成了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赋役负担沉重，再加上土地兼并，人多田少，自耕农纷纷破产，不得不另寻生存之道。张瀚的《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概括了农民分化的情况：“余谓正德以前，百姓什一在官，十九在田。……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 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民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去农从事其它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很大一部分利用其掌握的手工业技术，或“开张铺店”，开设机坊，成为手工工场主和商人，或受雇于人，成为自由雇佣劳动者。离开土地的农民，其中很大一部分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而导致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据统计，江南某些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甚至达到60-70%，极大地充实了城市市民阶层。江南农民的“舍本逐末”，一方面有助于遏制明政府对江南地区的重赋政策，另一方面在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价值观念变迁方面，也直接对封建专制制度构成了威胁。

其次是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改变了“重本抑末”的观念，加入到工商业者的行列中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统治阶级的生活更加奢侈浮华，渴望攫取更多的货币。万历年间，苏州地区流行着这样的民谣：“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在巨大商业利润的诱惑下，统治阶级改变了轻商的思想，纷纷从事工商业生产。在江南地区，一些较为开明的中、小地主，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极端腐败有深切的了解，有改革现状的要求和愿望，主张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他们本身就兼营工商业或搬到城市直接从事工商业生产。汪道昆说：“新都三贾一儒”，这些亦儒亦商的士人“处者以学，行者以商”，行商以谋利，业儒以求名，士与商两种身份兼而有之。他们往往用经商所得培养子弟，或买取官名。正如沈垚所说：“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地主士大夫加入到工商阶层中来，使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有人说，明末江南“官第一，商次之”。工商业者的地位仅次于士人而高于农民，四民阶层的旧秩序被打乱了。

再次，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发展壮大是社会阶层的最大变化。市民阶层是指居住在城镇的工商业居民，他们由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组成。其中居住在城市里的缙绅、官僚士大夫、手工工场主和大商人构成了市民阶层的上层；大量的靠出卖雇佣劳动为生的手工工人和小商贩构成城市市民的下层。商品经济的联系性，使得不同阶层的城市市民有着城市经济生活的共同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构成了发展城市商品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日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和剥削的领袖和先锋。

明代中后期经济新因素的出现及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虽遭遇了明清鼎革的暂时性破坏，但在清初很快恢复并超越前代继续向前发展。从总的趋势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已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尽管它是脆弱的，并且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迂回曲折而遭受挫折，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晚清，当内外条件适宜之时，又破土而出，充当了中国近代化的逻辑前提。

（二）晚明的统治危机和明清易代

明初经过几代皇帝的苦心经营，明朝的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出现了“永宣之治”的盛世局面。但中国封建制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各种矛盾暴露出来，统治者的强化措施根本不可能挽救封建制度没落的命运。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明王朝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其生命的尽头。

晚明统治危机的出现是明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加强的必然结果。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不轨”罪杀左丞相胡惟庸，并对中央政权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其改革原则是“罢中书，升六部，广都府”。皇权空前加强了。明成祖朱棣时，正式设立内阁，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大学士完全由皇帝从官僚中选出，品秩尚低，事权尚微，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事。明朝还实行特务统治。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时又设立了“东厂”、“西厂”和“内厂”.为了显示皇权的威严，明太祖还实行了廷杖制度，即在朝廷上当众杖打所谓“犯罪”的大臣，许多人毙命杖下。特务机构的设立和廷杖制度的实行明朝的统治更加黑暗。

皇帝的骄奢淫逸和腐败无能是明中后期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明朝后期的张居正改革虽然曾一度使明王朝出现中兴局面，但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为了独揽大权，将张居正剖棺戮尸，改革的成果几乎化为乌有。自此以后，明王朝的衰势无可挽回。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是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的另一重要特点。明中叶以后，由于皇帝沉溺酒色，不理朝政，致使宦官乘机窃取权柄，秉政专权。宦官专权遭到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愈演愈烈，发展为朋党之争。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

晚明统治危机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是：土地高度集中，赋役沉重，而导致民不聊生。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发展到明末，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日益严重，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掠夺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土地高度集中于统治阶级上层，使农民纷纷破产，沦落为佃农、雇工和奴婢，或成为流民、饥民。明中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导致明末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

其次，封建贵族的奢侈浪费，加上连年用兵，军费开支庞大，致使国家财政困难，因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征敛。明朝的田赋很重，黄宗羲曾指出：“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币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亦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但是，如此重的田赋仍满足不了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在正赋之外，万历三十年开始进行加派、预征，还以征、剿后金和农民起义为名，征收“辽饷”、“剿饷”、“练饷”、“助饷”。万历年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天启七年（1627），终于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起义领袖李自成提出“割富济贫”、“均田免粮”的口号，农民纷纷响应。这说明，明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和赋役沉重，是农民困苦的主要根源。

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但资本主义萌芽一开始就受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阻挠，于是引起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反抗。新兴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新现象，它说明市民阶层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在晚明的阶级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崇祯十七年（1644）满族贵族利用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机会，引兵入关，建立了满汉联合专政的清王朝。这就是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巨变。满清统治者为了稳固其统治，实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对汉族人民的反抗进行了血腥镇压，颁布圈地令、薙发令。清初统治者的民族高压政策，对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晚明的统治危机和明清易代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传统夷夏关系的颠倒迫使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解决方案。面对这一危局，许多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沉痛思考明何以亡的历史根源，寻绎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精神路径和现实方略。他们对传统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人伦道德与学术文化等等，进行了痛切而严厉的拷问与追诉。天崩地坼的时局激变，使精神的沉思获得了自觉而强劲的主体内在动力，不能不激荡出新思想的浪潮，遂使明清之际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另一方面，明清易代所造成的短暂权力真空，为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学术的繁荣需要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环境。明朝覆亡使旧的集权崩溃，而满清南下统治中国也有一个渐次实施的过程，在此旧的权力失落，新的权力尚未实现全面控制之际，思想的发展也就获得了一极为幸运而难得的自由空间。主体内动力和客观环境的结合，孕育了明清之际反思与批判的启蒙之花。

（三）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士人的回应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西学东渐的积极影响不无关系。正如梁启超所说：“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可见，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共同构成了早期启蒙思潮赖以产生的“两岸青山”。它虽不是早期启蒙思潮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但其推动作用是无庸轻视的。

十六世纪，欧洲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特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开始了海外殖民扩张的活动。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企图利用军事占领和宗教怀柔的两手征服中国。然而十六世纪时的明朝虽然已开始没落，但仍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欧洲殖民者的武装侵略不能奏效。因此，葡萄牙殖民者不得不将重点放在了传教事业上。但“即使用宗教开道也不甚容易，因为中国有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对于这一点，西方传教士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认识过程。”在遭受一连串挫败之后，多数耶稣会士转向了“学术传教”的方式。最先提出这个意见的是耶稣会的始祖之一沙勿略，之后范礼安继续了这一思想，利玛窦正式确立了这一路线。其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利玛窦制定的这条旨在通过“合儒”、“补儒”达到“超儒”、“易儒”之目的的和平传教路线，为以后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循，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传教，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侵略性质是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利玛窦在《辩学遗牍》中说得很清楚，自己“泛海三年”，“出万死”而到中国，既不是为了传授“象纬之学”，也不是为了“献上主之物”，而是“为奉天主至道，欲相阐明”。另一方面，耶稣会士在传教之外，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为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这种客观历史作用也是不应被忽视的。

由于生活环境、学术背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明清之际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和西学的回应，态度各异。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以沈漼、杨广先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盲目排拒“西学”，不但排斥基督教神学，而且对西方自然科学也坚决反对。结果导致闭关锁国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止。二是以杨廷筠为代表的虔信派。他们只信教，不学习科学知识。由于自己知识结构和能力的缺陷，杨廷筠对西方自然科学缺乏兴趣，而将宗教信仰视为人生的支柱，因而将所有的热情都倾注于对天主教的传扬上。三是以王肯堂、沈德符为代表的怀疑派。他们既不信教，也不学习西方科学。他们与传教士交往只是因为好奇，以获得奇闻异说，资长识见。四是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会通超胜派。他们既奉教也讲求西方自然科学。但他们学习西学的目的又有所不同。徐光启虽然也信奉天主教的教义，但对传教士来华的政治目的有着深切的了解。信教只是他作为博取传教士信赖以获取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手段。他学习西学的目的在于“会通以求超胜”，实现富国强兵。李之藻对西学持完全接受的态度。他不但称西学“言天文历数者”为“我国昔贤未及者”，而且认为天主教义亦是“千古以来所未有”，事实上将基督教与传统儒学结合起来，成了传教士“以耶易儒”策略的积极支持者。五是以方以智为代表的“质测派”。他们对西学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只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以求“借远西为郯子”，对基督教义则坚决摈弃。方以智合理地把西学划分为“质测”和“通几”两类。简单地说，“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通几”之学即哲学。他认为“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赞许其自然科学，而对其神学哲学则颇有微词。因此，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就是要学习其自然科学知识。他进而指出对西方自然科学也不能全盘照搬，因为“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说明西方的自然科学仍有不够完备之处。方以智对西学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代表了明清之际的进步潮流，对中国近代科学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对待西学的态度虽不甚相同，但却殊途同归，他们都代表了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进步潮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基督教的传入对统治中国思想界近两千年的儒家思想造成强烈的冲击，同时随之而来的近代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更给中国传统学术界注入新的活力，具启迪蒙昧之功。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与明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晚明的统治危机和明清易代交汇在一起，极大地刺激了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凸显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