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收集资料
1、收集资料的前提
当你初步决定准备研究某个问题后，第一步就是检索该课题的研究史，主要是检索论文索引，至少10-20年，长至50年，可查中国知网，万方硕博论文库等数据库。《历史学年鉴》(1979年开始出版，每年一期），《全国报刊目录索引》（第月一期），还有分类索引，主要是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每月一期。还有书目，可查:《全国总书目》(1955-1966,1970-至今）《全国新书目》（1950-1966,1972-至今）《中国国家书目》（北图、网上查找专门史会议的论文集，如《宋史论丛》，《明史研究》、《清史论丛》、外文书籍和港台书籍（国家图书馆）通过网上查询。
检索的目的，在于考察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有没有研究。如果没有研究，或虽有研究，但很不充分，就可以定这个题目。如果关于这个课题，前人已经研究得很充分了，而自己又很难有所突破，则要考虑更换选题。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如果你仍然是一般地作宏观研究，既没有新材料，也没有新角度，新方法，新观点，写这个题目就难以成功。
2、收集资料的重要性
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这是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无一例外。“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思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只有当自然和历史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品划分。”（《马思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0页），尤其是史学研究，更是如此。离开资料，一篇文章也写不成。史学研究离开了资料，多写一句话也不可能。正因为资料对论文写作如此重要，所以，大凡有成就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家都非常注意史料的搜集工作。
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至理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坐“冷板凳”就是做资料的搜集、积累和研究工作，就是甘于寂寞，潜心思考。只有甘于坐冷板凳，收集大量资料，才不会写空洞无物的文章。自然科学家有30几岁出大成果的，也有三十几岁的经济学家，但很难有三十几岁的史学大师。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看大量的资料，短期内完不成。
王力先生在讲到资料的重要性时就说:“一个小小的题目，我们就要占有很多的材料，往往几十万字，要做几千几万张卡片。”他又说:“别看写出来的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收集的材料却只有几十万字，这叫做充分占有材料。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够就写不出好文章。”很多专家都认为，收集材料的时间要占全部研究时间的70%-80%,材料齐备了，撰写只需花全部研究时间的20%-30%左右。
3、收集资料的形式:
1卡片:即把有关资料逐条抄录在卡片上，所谓“卡片一万张，学问长一丈”。抄录卡片是通行的最有效的形式。抄录时要注意:a）抄录后要和原文核对，不得有误。当时如果不核对，使用时发现错误，再核对就难了，或者这本书已经还给图书馆了，再借耽误时间；或者你是在外地看的，再次核对，几乎是不可能了。b）材料出处一定要注清楚。作者姓名、书名、版本、卷数、页数、藏于何处等等要尽可能一一注明，不可图方便而省略。c）不要把不同性质的材料抄在一张卡片上，这样不便于排列研究。d）每条材料要冠以标题，以便于构思时归类整理。e）当时如有感想，随时记在卡片上。抄录卡片的过程就是加深印象的过程，冠以标题或记下感想的过程，就是初步思考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决不能少。
2笔记:把有用的资料抄到笔记本上，这也是一个形式。但其缺点在于不便整理、排比，还是要摘到卡片上来。据我的体会，笔记本以抄录今人研究成果为好。在阅读别人的论著时，可将其中重要的论点摘录下来并冠以题目，打上红线，以示醒目，经常浏览，加深印象。
4、收集资料的要求:精、真、新、全
精:收集资料不能不加区别地兼收并蓄，见材料就抄，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浪费时间。抄录资料要精。所谓精，就是最能说明某个问题的，如果几本书上都讲到了同样的问题，则应抄录成书最早的书上的资料，在卡片后注上××书、××书记载与此同。如果几本书上说的详略不同，则应抄录记载最详细的资料，卡片后面再注明参见××书××卷。
真:这是对收集资料的基本要求。但历史资料不少是真假难分的，正误混杂，即有的记载是真的，有的是伪造的，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必须要下一番考证功夫，进行鉴别，这就是正误辨伪。在收集资料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记载，不妨先抄录下来，在卡片上作一特别说明，留待以后进行考证。
新:材料力求新颖。所谓新，就是别人未发现的资料，被你发现了，这样的材料就十分珍贵。
全:尽可能地将材料收全，最好做到竭泽而渔。为什么要收全，有两个原因:一是每条材料只能局部的反映某个问题的真相，只有尽可能收全资料，才能使我们对事物的全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否则，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不全面。二是资料不全，极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虽是大史学家也不可免。一是治学之不易，专家都难免失误，我们就更要小心了，一定要详细占有资料。二是史学前辈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勇气，这种可贵的史德真乃大师风范，是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的。
当然，竭泽而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宋以前还基本上可以，宋以后就难了，史籍太多，但即便这样，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不要轻易说“不”，不要轻易否定某种事。史学研究就是这样:对历史上的某个现象，说“有”容易，只要发现一条资料就可证明其“有”，但说“无”就要慎之又慎了。
收集资料的所谓“全”，还有一层含义，即正面的材料要收，相反观点的材料也要收，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尤其是当我们在收集材料过程中，当逐渐形成某种观点时，这时最怕看到反面资料。这不应该，反面资料一定要收集，然后再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5、收集资料的范围
对史学研究来说，资料就是“史料”。什么是史料？一些人一谈到史料，首先想到各种史籍。按四部分类法，就是史部著作都是史料，这当然是对的。但另外三类，经、学、集部的著作也是重要史料，决不能忽视。尤其集部著作，即各种文集，里面含有丰富的史料。如前述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就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所以文集绝不能忽视。例如我们研究徽商，明清文集就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因为徽商与文人交往甚厚，互相之间常有诗歌唱和，商人死后，其后代往往请一些著名文人为商人撰写墓志铭，如在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就有大量的商人墓志铭，商人传记或祝寿文，其中都要述及商人的身世、事业、情趣，对研究徽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经、史、子、集四部类著作都是典籍，当然是在收集资料的范围内。除典籍之外，其他一切文字记载如:宗谱、方志、帐册、档案、信函、文契、阄书、碑刻等无不是资料。宗谱、方志自不必说，档案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官府档案，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它们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帐册、信函由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可以发现很多在其他史书中没有反映的资料。
碑刻也是第一手资料，我国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为了将一些文字材料永久保存，或由官府，或由集体将其刻成石碑，这就是碑刻。碑刻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是修建、重建×庙×楼×寺×堂×亭×祠×殿×桥的碑记，其中就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历史；也有的是封建官府发布的各种禁令、告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的是同业或同乡商人共同议定的条规；有的是不同阶级发生诉讼后官府判决的结果等等。这些材料都对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极有价值。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就将这些碑刻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归类出版，供历史学研究之用，如《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就是其中著名的碑刻资料，里面有不少关于徽商的资料.
对于文学作品，史学研究者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利用。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映，只要善于利用可以成为很有用的资料。如陈寅恪以元镇、白居易的诗歌和其他历史资料互相印证，写出了他的名著《元白诗笺论稿》，是唐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马泰来利用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解决了一桩多年争论不休的悬案。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三言》、《二拍》、《金瓶梅》等等，内容极其丰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城市生活、社会风俗和各阶层的面貌。尤其是明清小说，由于对一些故事描写得相当具体，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饮食、服饰、礼仪、丧葬、人口买卖、商业经营、寺院活动、妓院、茶馆，乃至物价等等，而这些在其他史籍中是很难看到的。南炳文先生就利用小说资料写了一篇好文章《从“三言”看明代奴仆》、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也是将孔尚任的戏曲《桃花扇》作为史料的。
当然小说的材料一定要和史籍中的材料相互印证，单纯引用小说资料来搞史学研究是不行的。
总之，我们不管看什么书，都要留心思考一下这其中的材料，对史学研究是否有用，要养成自己的职业观察习惯，也即史学家的观察力或敏感性，这样就不会让有价值的史料从眼下滑过。
另外，收集资料的面要广一些，与本专题有关的材料也要注意收集。例如研究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当然主要应收集时代的资料，但关于汉代、唐代、宋代、元代、清代的地方监察制度也要收集一些资料，以便于在研究时比较，当然不要太细，但宏观的材料要有。
6、收集资料的方法
（1）日积月累法: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即平时通过大量阅读，做卡片，逐渐积累资料。如关于明代的“庶吉士”、“翰林院”等等，只要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抄成卡片。也许三五张卡片并看不出什么问题，也写不出论文，但如果积累多了，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经过综合研究分析后，也许就能理出个头绪来。平时一定要多积累，这是最根本的办法。
（2）重点搜索法:当手中已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但还不足以写成一篇论文时，就要重点搜索有关资料了。如何抓住重点，这就需要目录学的基本知识了。
何为目录学？首先要了解目录，我国古代书籍浩如烟海，如何利用这些书籍，于是后人就根据书籍内容分类编目，以指导人们阅读、检索图书，这就是目录。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
把一批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目录有一书的目录和群书的目录。
一书目录就是把有关的各篇目录汇集在一起。《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一篇完整的《史记》目录。它是由大序和小序两部分组成，大序是自述——说明家世、学历、仕历、学术观点、编纂兴趣和体例等；小序则是依次写了每一篇名和要旨，也就是目录。它是读《史记》全书的钥匙。
群书目录是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的，我国历史上的目录书大约有300余种，可分成这几类:
1、官修目录:如明《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清《四库全书总目》清纪昀撰。
2、史志目录: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还有一些专史中也有目录部分，如郑樵《通志》中的“艺文略”，马瑞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
3、私家目录:大体上可分1综合目录:如明代高儒撰《百川书志》，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的《读书敏求志》。最著名的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记》、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2专门目录:为某一专门学科或某一类有关的图书所编的目录，如释道目录、经籍目录、文艺目录等。
目录学有很大作用.
一是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有人估计可能有15万种左右，如果没有目录学知识，要想检索一本古书犹如大海捞针。有了目录学知识，那就可以利用已有的目录书去了解图书的基本情况。现有的古典目录书，一般说来都是过去的目录学者搜检群书，经过一系列比勘考订、撰录、编目等程序而撰成的。因此一编在握，就可以帮助我们知其归属，这样运用既久，对于古籍的基本状况，就可大致了然在胸。
所谓基本情况，包括1各时代的古籍概貌。官修目录就可反映各朝官藏的图书现状，是比较完备的总书目，因而可以从中知道某一朝代的图书概貌。例如:从《汉书·艺文志》可知汉代图书总数是13000余卷。从《隋书·经籍志》则可了解唐初图书总数有56881卷。2古籍的归属情况。有了目录学知识，不仅可以了解图书分为几大部类，更能了解各部细类，各类是何性质，各类所著何书，类有所属，书有所归，也就自然了解学术发展情况。3古书的考辨。古籍中撰者有阙名，篇帙有不同，而伪作、伪托更须考定，对于这方面的考辨，无不借助目录。所谓“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的真伪、篇之完阙，皆非考之目录而不为功。”（余嘉锡《古籍读校法》讲义排印本）余先生还认为，目录学对古籍考辨有六项功用:A,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假；B,用目录书考证古书篇目之分合；C.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D.因目录访求阙疑；E.以目录考亡佚之书；F.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当然目录对考辨古籍真伪有着重要作用，但不能据此而冒然断定真伪，还需有更多的本证和旁证来作最后的确定。
二是了解图书本身情况
古典目录对所著录的每种图书，大都记录了它本身的有关情况，如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提要等，这些记录资料使我们可以了解每一种图书的撰者生平、撰述意旨、图书的简要内容、存亡残整、良本精刻以及学术价值等重要情况。《四库全书总目》卷128“学部，杂家类存目五”。
三是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我国古籍浩繁，要打开这座宝库，单凭兴之所至地去涉猎翻阅，往往事倍功半，但有了目录学知识，我们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这种指示门径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小序、题解和附注上，有的目录解题对图书提出了一己的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论《旧五代史》:“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目录学这把钥匙打开古代学术文化的宝库。
重点检索就是根据目录学的指引重点检查一些史籍，比如写《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一文，在初步确定选题后，首先检索研究史，发现解放以来，一篇文章也没有，就决定写这一题目。然后，根据目录学指引，重点翻阅《明史》，从头翻到尾，《明经世文编》从头翻到尾，《春明梦余录》、《大明会典》、《明会要》、《明实录》、《明通鉴》、《万历野获编》、《日下旧闻录》等，查抄资料，做卡片等。
（3）顺藤摸瓜法
重点检索一些史籍后，虽然能搜集到不少资料，但有时候某本书上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这们并不知道，这时可以通过阅读类似专题文章，看看别人在研究类似问题时引用了哪些书籍中的史料，这样可以受到启发，再去查找这些书。
④请教师友法:
通过请教老师、朋友，尤其是学术界的朋友来获得一些资料信息。
⑤实地走访法
这也是很重要的搜集资料的方法。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司马迁写《史记》就实地走访了很多地方，他曾跨江淮，直抵会稽，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取道楚梁回到关中，历览祖国名山大川和古城重镇。后来，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广泛体察了祖国大西南风土人情和社会状貌，他还亲自凭吊过淮阴侯韩信的墓冢，俯瞰过岷江的离堆，登上蒙恬监修的万里长城，考察了大梁的夷门，瞻仰张良的遗像，看过孔子故里儒生习礼的情景，甚至还亲自参加过堵塞黄河决口的活动。在山东滕县，他调查过孟尝君好士的传说。在江苏沛县，调查了刘邦、萧何、周勃、樊哙、灌婴等人的出身、性格和行为，等等。正是得力于这些感性材料，他才能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访书之外，还访人、访遗迹，走访一些老人，这都是口述史料。考察一些遗迹，如牌坊群、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的确能增加不少感性认识。
7、资料鉴别
历史资料丰富多彩，但难免真伪混杂。我们进行史学研究，只有建立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探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史学大师郭沫若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的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为有害。”（《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册）所以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前，第一步就是要对资料进行鉴别。
鉴别就是辨伪，所谓伪有两种情况:伪书和伪事。梁启超说:“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如先秦时期及秦汉之交时期就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已指出很多伪书。以后每朝每代都有伪书出现，为什么有人要作伪:一是为了托古炫名，先秦、秦汉之际，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